同样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同时进入大陆官员系统，如果按照一般公务员招录，半年之后毫无悬念仍是一名普通科员，不过，如果按照选调生招录，有可能半年之后会跨越前者若干年，直接擢升副处级干部。比如，23岁的焦三牛去年才从清华大学毕业，成为选调生被安排到甘肃工作，今年年初就被破格选拔为副县级的武威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
 
    更为引人瞩目的是，这样的特例被官方媒体不吝赞扬，代表中共中央中组部的“仲祖文”亦发文肯定。
 
    以循规蹈矩的公务员招录为参照系，各地“火箭式提拔”现象背后隐藏着体制性焦虑。选调生制度是一条富有特色的党管入仕之路。它的存废，走过波折曲线，而现在正为冲破科层制度下年龄老化，而被重新“激活”。
 
    官员快升电梯
 
    两年时间内，甘肃共从清华大学引进优秀选调生21名。焦三牛这一批，一共14名，有2名博士，9名硕士，3名本科生，全部都是“80后”。他们到甘肃的第一站，就是兰州市委党校旁的宁卧庄宾馆。省委书记陆浩亲切接见，寄语他们“都将大有用武之地”。
 
    今年年初，留着小平头，还显得稚气未脱的焦三牛一下子成为了焦点人物。
 
    在武威市县处级干部选拔公示名单中，还有焦三牛两位校友，两人均出生于1986年，同为清华选调生，他们都将迈入副县级干部序列。另外，比焦三牛早来一年到武威工作的清华选调生康石，一年时间成为一地行政首长，现任凉州区清水乡的乡长（正科级）。
  
    虽然地方政府可以证实这些高材生都是严格按照程序公开招录，非“潜规则”，也非“朝中有人”，但是一名本科毕业生按照《公务员法》招录之后，哪怕成长为乡镇主要领导，正常情况下大约需要5年至10年时间。如此升迁速度自然令人侧目。况且，仅在武威一个地级市，“火箭式”提拔选调生就有此三例。
  
    应届毕业生用半年时间成为副县级干部，这是普通的公务员想都不敢想的，虽然他们同是千挑万选，挤过独木桥考试的幸存者。
  
    无论是通过选调生推荐和考试，还是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都一步迈入了官员升迁通道，开始端上公职这金饭碗，但两者又有所不同。
 
    选调生是中共通过高校党委组织部、团委等组织发现推荐应届毕业生中有政治觉悟的优秀青年（本科生要求是中共党员和学生干部），进入官员培养“第三梯队”，由各省委组织部牵头，下派基层培养，为挑选出一批未来党政干部做储备。选调生依据的是党内文件，而非《公务员法》。
 
    一位学生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去年年末仔细思考后，他下定决心选择了选调生，而不是公务员考试，理由是，相比之下，同样的机会，“选调生提拔的机会更大”。
 
    成为选调生就进入党组织特别培养通道，虽然一开始被安排到基层，但目标是“培养成为党政领导干部”。高于所在单位多级的省委组织部会为他们专门建立了人事资料库，这在官员升迁队列里意味着“优等出身”，一旦出现上一级后备干部需要补位，选调生将是热门人选。
 
    陕西省延安市2008年实施“延安市选调生成长计划”。当地党委发文明确提出，力争在未来10年内，平均每县区进入县级党政班子的选调生不少于2人，选调生担任党政主要领导职务的乡镇不少于本县区乡镇总数的1/3，要使一大批选调生进入市、县直部门任职或工作。限时，明确数量，强制规定，这是标明选调生“优等出身”的突出例子。
 
    在“焦三牛”之前，一批“80后”选调生在地方官员选拔中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现任山东济宁市市中区委书记张辉，是内地最年轻的厅官，他从学校选调到成为厅级官员的转换仅用大约9年时间，现年32岁。
 

    出生于1985年的范洁自2008年大学本科毕业后，通过选调生直接担任江陵县滩桥镇党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团委书记，并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升迁四次，现任江陵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滩桥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
 
    另外，现任共青团泰州市委副书记孙靓靓（1984年出生），新泰市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刘婷婷（1984年生），现任湖北省宜都市五眼泉镇镇长牟阳（1986年生），均为大学毕业通过选调生进入地方官员队伍。
 
    政治需求曲线

  今年开始，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将不再从应届生中招录公务员，意味着应届毕业生进入中央官员系统的最便捷道路，仅剩下先选调地方再连续提拔往上这一条路。
 
    官方数据显示，1965年至2004年，中共招录选调生总量为7万名。2004年后，国家整体人事盘面上，选调生成为官员补充的稳定来源，更为重要的是，各地重视选调生人事培养的趋势持续强化。截止到2月底，已有14省市区发布2012年度选调生计划。
  
    《凤凰周刊》记者进行最新不完全统计，2004年之后，每年稳定增长将近1万名选调生成为中共官员新鲜血液。2011年，内地共有21个省市区招收选调生规模达到12664人（参见下页图表）。除此之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最近三年间大约有500多名选调生分配至7省市区，一些地市也自主招录了一部分选调生。
 

    选调生的选拔始于毛泽东时代，当时的选调生是“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部分。不过，选调生规则刚刚出炉就因“文革”而夭折。
 
    “文革”后，领导干部青黄不接。中共元老陈云提议下，中组部设立青年干部局，选调生制度被拾起，且成官员“育苗”的主要手段。
  
    通过选调生，地方一时出现了许多20来岁的县级领导。来源主要是高等重点院校中一部分往届大学毕业留校工作的团干部、辅导员。选调人数，大省每年200名左右，小省50名左右。但是接班梯队度过短暂的“人才荒”后，便进入按部就班的轨道，地方官员升职通道有了连续的资历排队承接，怎么还会需要从学校招来大量新人插队到他们前面？于是，选调生选拔在1986年戛然而止。
 
    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经济大潮席卷内地，许多精英更愿意“下海”而非进入政府，一度导致公务员这个铁饭碗不像今日人气如此旺盛，基层官员层面更难以吸引人才。各地组织部门出于现实需要，不得不部分激活选调生机制，在1999年更是全国性恢复选调生选拔，充实基层。
 
    中共中央党校还从2002年始，开办选调生（地厅级）培训班，此后每年一期。2003年之后，中国政治顶层换届，选调生以每年1万名左右稳定增长，而最近几年，在党委四级换届窗口期，选调生在各地受“关照”的热度急剧升温。
  政情观察人士分析，排队升职的官僚体系一旦运作够一个周期，层层下压的年龄累积使得人事更新滞后，以选调刺激基层僵化人事体系，从源头注入新鲜活力当是组织部门有所考虑。
 
    换届窗口期中，类似选调生制度这样相对灵活的组织手段，成为地方党组织人事新陈代谢的方便方式，并得到中共机关报在内的官媒赞许。
  
    《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官方媒体连续评议“焦三牛”，就连中组部也发表署名“仲祖文”的署名文章，鼓励各地不拘一格降人才，反映中央对地方的期许，同时也反映着当前组织系统的某种焦虑。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白智立认为，选调生制度回潮与目前基层政权权威削弱有关。中央的方针是向基层倾斜的，公务员越来越要求具备基层工作经验，这样的趋势从李源潮出任中组部部长以来越来越明显和强化。
 
    2008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选调生制度。当年，中组部下发《选调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工作暂行规定》，成为地方选调招录的宏观指导。在中组部部长李源潮2010年的讲话中，选调生作为“基层一线党政领导干部培养选拔链”紧密一环，成为中共未来10年干部培养规划组成部分。
 
    基层官场“外来客”
 
    选调生第一次晋升，一般发生在工作两年后，本科选调生如何从科员到副科，硕士选调生如何从副科到正科，博士选调生如何从正科到副处，这是他们仕途的第一道关卡。
 
    选调生有政策优势，组织部门已经把他们放在目的地为“党政主政官”的起跑线上，等于为这个初入官场的群体一开始就许以日后升职的政治承诺，不过他们在基层的锻造，在本土官员看来也许只是“过客”。
  
    晋升机会的竞争中，选调生拥有政策优势，他们是上级组织部门优先考虑的对象，他们往往拥有高学历，往往很年轻，但是本土官员往往拥有本地官场“亲友团”的人脉支持。
 
    对乡镇而言，你不是这个乡镇的人，就属于外地。而在县里，同地级市不同县的，别人也都把你当成外地，甚至在一个县里的各地乡镇官员，也会抱团形成自己的人脉。
 
    并不是所有的选调生都能交上“火箭提拔”的好运，也有可能陷入地方官场泥潭。
 
    河北省2004年选调生招录，为冀西北偏远的县委组织部分配了四个名额。四名从大学校门走出的选调生到当地乡镇工作不到九个月，就有三人辞职，只有家在本地的一个女生留下。辞职的三人选择了到外面打工。
  
    其中一名已经辞职的选调生张显（化名）坦言，“待遇太低，每个月只有500多元，作为选调生，大多不是本地人，工作后面临吃饭，租房、社交等，我们期盼已久的年终奖，已经减半再减半了。”
 
    而未来升官的渺茫更是促使他下决心转行，他说，“省市里在搞选调时，对选调生有一定的培养计划，但在地方，根本没有执行。到现在为止，发展得最好的也才进县直机关。地方对选调生不重视，他们不敢用、暂缓使用、不想用，更别提提拔重用！”
  
    据张显观察，在地方上，有的本地干部为了媚上，让有关系、有后台、有背景、有门路的先上；有的为了保护小团体的既得利益，拉帮结派，堵住别人成长的道路；有的为了搞平衡，一个让上一个不让上；有的为了控制选调生，怕被原先由自己领导的选调生成为自己的上级，恶意诋毁，千方百计地阻挠选调生成长。
 
    中组部在关于选调生的选拔培养方面，有这样的表述——“重点培养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同时为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培养高素质的工作人员”，这些定调和表述，在地方上有时被扭曲成为提拔“官二代”、“富二代”的依据。
 
    一再被舆论屡次声讨的“官二代”现象中，选调是一条常被“官爸爸”私用的便道。“官二代”借助选调生的选拔制度进入官场后，没在基层待几个月就坐“直升机”，步步高升，这并不鲜见。
 
    白智立认为，依照党内文件可以变通灵活使用的选调捷径不受国家法律约束，地方党组织拥有太多自主权，游离在社会监督之外，体现中国官员入口管理的混乱。应该在法律和社会监督框架之下，让选调生在内的所有基层公务员公平公开竞争领导干部职位，堵住官场“捷径”。
 
    选调生也有天花板
 
    即便比一般公务员能更快地冲破地方困局，进入省直机关，很多选调生将会发现，后面的仕途与一般公务员差别已不大。
  
    省直机关级别高，一般是正厅级单位。一位官场人士透露，省直机关“论资排辈”现象比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选调生升职在省部级阶段有一个像天花板一样的横截面，很多选调生到了厅级，个别的到副省级，就到头了，因为选调生一开始就由省委组织部招录，这注定了他们起步比别人高，有更多晋升机会到达省级干部层，也注定了之后再无特殊优势跨越省级层面。
 
    本刊记者统计，现有13万多选调生中，仅有2名正部级官员，分别是现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东明。另有10名副省（部）级官员，其余皆为厅级或以下级别。
 
    各省区市党委组织部干部管理的权限是地厅级干部和一些重要的正处级干部（比如县委书记和各省直单位的组织人事处长），这才是在官场成长起来的选调生扎堆的层级。本刊记者粗略统计，选调生总量中，有一半都为最近几年才被招录，还处于基层锻炼阶段，即使如此，13万选调生中，县处级官员仍能够占比到10%，地厅级官员占比到5%。
 
    对比近年公开选调政策，地方差异化明显。例如安徽省公有民营高校也可选调；江苏省只招收应届毕业生，重庆市只招收清华、北大、“985”、“211”工程院校毕业生；四川省不限地区、不限高校、不限专业，单独组织选调生考试；广西选调生考试与招录公务员考试同时进行，一并组织；福建省博士研究生不参加笔试，直接进入面试。
 
    白智立说：“我们这里有博士一通过选调去广西就任副处级公务员，这不仅违犯《公务员法》里对公务员凡进必考的规定，而且初定官职级别也不是按法律来的，地方政府有发展的冲动，可是，选调生选来了，怎么用才合适？高学历、学生干部就是优秀人才？很多地方没有很好地考量这些问题。”